大院丨丁品：团中央大院的小故事

丁品新三届 2019-08-25

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

丁品，1955年6月出生于北京。1979年4月随父母下乡到五七干校，1974年从干校当兵；1980年退伍后到文物部门工作；1987年通过北京自学考试获北京大学法律系大专文凭。1987年底到中国环境报社工作，曾先后任编辑、主任记者和编辑部主任等职务。现已退休。

原题

大院里的小故事

作者：丁品

正义路三号，在这里，我度过了童年时光，留下了美好的记忆。

上世纪六十年代，它是共青团中央机关所在地。这个大院很有些气派。有一相当宏伟的办公楼和漂亮的大礼堂，另有一栋别墅式小楼，门口有花坛假山；大院有若干宿舍楼还有一个灯光篮球场和单双杠体育等设施。有意思的是，记得有两座宿舍楼顶部四角有似日本军帽式的装饰物——据说原来这里曾经是日本宪兵司令部。六十年代，有一本连环画叫《昨天》，曾经描绘这个大院大门口的样子。大院外是一座大约一公里长的小花园，其北端连接长安街，南端连接东郊民巷。附近居民和使馆官员及其家属常在这里休息娱乐。

摄于原团中央大门口

我是上小学才被父母接回到这个大院里生活（此前一直住在保姆赵阿姨家）。

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都来过机关大院。有一张一群女共青团代表给毛主席点烟的照片，就是在大礼堂开团代会时，中国青年报记者刘洪克授意女代表所做出的“杰作”。

听老爹说，小时候，有一次，赵阿姨抱我在篮球场看篮球比赛，身边过来了一位首长，他操着浓重的四川口音说：“这个娃儿好乖喲，让爷爷抱抱。”于是他就抱着我看篮球赛。老爹说，那天到大院来的首长是邓小平和陈毅。不知那天摄影记者的叔叔阿姨怎么不在场，要不然留下一张照片就好了。

为了免除了家长的后顾之忧。机关成立了少年之家，少年之家配有几名专职辅导老师，主任叫鲁珊；此外还有专门配备一个小食堂。上一年级后，中午和晚上两顿饭，我都和同学们去少年之家食堂吃饭。

那时城市粮食供应仍然紧张，少年之家食堂吃的主食是黑面饼子，粗糙难以下咽。记得食堂外楼房夹道处有一口朝上的雨水管道，里面净是孩子丢的一块一块的黑面饼。老师发现后严厉批评，后来就不敢丢了。

胡耀邦书记的警卫小李叔叔，那时到食堂帮厨（也许是下放），正在闹情绪，他在窗口卖饭，我打了一碗稀粥，他顺手将粥碗向前一推，碗里的粥溢出烫到我的手腕，我疼得大哭起来，吓得他赶紧跑出来，抓着我手腕一通吹气，又急忙带我上医务室上药。有道是“不打不成交”，从此后，他老远一见到我，就操着湖北口音喊：“小丁品，小丁品！”

少年之家上课之余，大家都特别喜欢小人书。特别是哪个同学从家里买了一两本新的小人书带到少年之家，大家会排队借着看，几乎人人都能绘声绘色地讲上一段。而且，大家都都喜欢照着小人书学画画。

革命故事小人书里的人物故事对孩子们影响很大。有的孩子自制“八路”和“新四军”布臂章等佩戴在胳膊上。但其中反面人物形象也给孩子们印象深刻，多“活学活用”。诸如同学中的绰号“谢老转”“何大拿”（《烈火金刚》）、 “四和尚”（《粮食》）、“韩老六”（《暴风骤雨》）、“老郭婶子”（《槐树庄》）等等。几十年后，当年的小伙伴们重逢，最先叫出的是就这些绰号。

小人书里的历史人物和故事里面的文言文，同样对伙伴们影响很大，不少孩子满口“之乎者也”。记得上三四年级的王小文，绰号叫“王乃文”。据说有的高年级的同学还有自制灯笼，上书一个大大的“巡”字，提在手里满大院乱转。

记得三年级同学秦宪不知怎么想起自制“良民证”，在低年级同学中派发，还要求随身携带，随时要检查。有一次，秦宪抓住一个小孩，问道：“汝是何人？”小孩答：“我是何仁。”秦宪当场晕菜！又抓住一小孩，问“叫什么名字？”小孩回答：“贾明。”秦宪大怒：“八嘎！皇军问你的真名字！”

作者与父母，约1959年摄于原团中央达礼堂门口

三四年级，同学中成立“学雷锋小组”，利用空闲时间做好事。我们所在一号宿舍楼开始是几个同学每天傍晚拿出家里的扫把和簸箕去打扫楼道卫生，然后再用脸盆泼洒清水。后来本楼全体同学几乎都加入进来了，大家干得热火朝天，受到家长们、尤其那些小脚老太太们的夸奖。

助人为乐做好事，我和同班的崔松盯上了本楼低年级一位女同学李某的父亲——一位解放军军官。只要我俩发现她父亲进了楼门，立即跑过去帮着提包什么的，特别热情。把他送到家，就央求着要看一看、摸一摸他的手枪，那可是把真家伙！

那时，干部要“面向基层，面向群众”。老爹在中国青年杂志干编辑。记得有个周末，姐姐（保姆赵阿姨家上高中的女儿）带了一群女同学带我家来玩，老爹与她们亲切交谈，回答她们提出的各种问题，我则对她们佩戴的红色团徽更感兴趣。

中央提出机关干部不脱离劳动。于是每周四，跟大人们一起乘机关大轿车去西山农场劳动，是件很开心的事。记忆最深的是有一次，大人和孩子们围一圈，坐在地上掰棒子，大人教孩子们认识什么是“白马牙”、“金皇后”之类。

大院里有几位“芳邻”很讨孩子们的欢心，如从全国优秀少先队辅导员选拔来团中央的干部，如康维信、王瑞等。其中，康维信和我家同住一号楼二层，他是一位“快乐的单身汉”，晚饭后，他端着脸盆去公共洗漱间，总是一路“引亢高哼”，走廊两侧的住户里孩子闻声即大叫“康叔叔！”跑出来，簇拥着到他的单身宿舍去作客，听他讲故事之类。

中国青年杂志社的通讯员刘增平也是个“孩子王”。他常骑着崭新“长江750”草绿色挎斗摩托飞驰出入大院，很是威风。冬天他穿皮衣皮裤，开到车库门口下车开大门嫌麻烦，就喊附近玩耍的孩子给拉开大门，然后允许孩子爬上车坐进库，过一把“车瘾”。于是时有几个孩子在车库门口玩，等着他。此外，这位复员军人教刺杀投弹、玩单双杠也是一把好手，孩子们自然喜欢跟着他屁股后边转。

那时的家长们都是“革命第一，工作第一”，基本无暇顾及孩子。由于缺乏家长约束的缘故，大院孩子格外淘气。

少年之家有一栋二层小楼，还有几栋平房相连。课余，有的同学竟从二层小楼的窗户翻到平房顶上去玩。有一次，同班同学朱力经的同学竟从房上掉下来，摔得双膝流血，疼的泪流满面。

为防止出事，几位老师没少操心。有一次，几个同学又翻窗跑到房顶上玩，鲁珊老师发现后也从窗户翻出，跳到房顶上来追，吓得几个孩子乖乖束手就擒。

机关有一个公共洗澡堂，大人们去洗澡，往门口墙壁上的小木匣孔里丢5分钱即可。谁知有一绰号“猴三儿”的孩子及其同伙，将木匣锁撬开，将里面大把钢镚据为己有——去买冰棍吃。以后被人发现，告知“猴三儿”的家长，据说乃父“堂审”，喝令老大老二用扫把将其“臭揍”了一顿。

办公大楼地下库房里，存放着各地收缴来的三青团徽章。据说“猴三儿”伙同几个捣蛋鬼跑到地下室去玩，居然偷出若干徽章，并将其佩戴在胸前，大摇大摆地在大院里走，被大人发现后“捉拿归案”。

后来机关周末舞会被取消，周末去礼堂二层看电影，就成了周末主要娱乐活动。记得男孩子在电影场里还不安分，用自制小弹弓向舞台上的屏幕发射用牛皮纸或画报纸叠的“纸弹”，欣赏在光束中飞来飞去的“流星”。“纸弹”打光了，竟到舞台上的银幕下“匍匐前进”，回收满地的纸弹，有时还会哄抢起来，行政处的职工上来，一人屁股上踢一脚，小孩子们才一哄而散。

有的电影不让小孩子进去看。常常是一位大红方脸盘、绰号叫“马大哈”的职工把门收票，态度很凶。孩子们就故意气他，学前苏联电影《攻克柏林》中苏军战士跳转圈舞的样子在礼堂门口蹦，高唱“来来来，来来来！特大的腮帮子呀马大哈的脑袋！”

过节的快活事莫过于“十一”看礼花焰火。晚饭后，孩子们争先来到办公大楼乘坐仅有的一部电梯。这部电梯平时不运行，所以电梯一开动，孩子们就会爆发出一阵欢呼声。到了七楼顶层平台，可以眺望天门和长安街夜景。七点整，礼炮齐鸣，礼花在天安门上空绽放，还有无数小降落伞带着闪闪的红黄绿灯，徐徐从天而降。孩子们就欢呼着跑下楼去，四处去抢降落伞。有时不免与附近居民的孩子发生冲突。

大院的孩子放学后常和公安部同学走东交民巷，男孩子们经常打群架。有一次，双方互相追逐到小花园，忽然公安部大院那边放出一条狼狗（后来有发小说可能是本机关大院某人家里的狗），吓得我方孩子四散奔逃。我逃向路旁的花丛，那狼狗从我身边跑过，径直追上前边一小孩，用长嘴在那孩子后背一捣，小孩前扑倒地大哭，狼狗掉头屁颠颠地跑了回去。

“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记得上一年级时，我下课后留下做值日、打扫卫生之类，放学是一个人走，走到六国饭店转角处，有两个高年级（可能是三四年级的）学生见我朝团中央机关方向走，即从小花园过来，喝令我“站住！”问我“投降不投降？”我连声说“投降！”他俩转而和气了许多，问我：“你们机关今晚放什么电影？”原来这二位大约是想混进团中央大院看电影的。

大概是1963年或1964年，北京闹蝗灾，小花园飞来大批蚂蚱，这下孩子们可来了劲，到处抓蚂蚱。不知是谁的主意，居然带着大批的“战利品”跑到宿舍楼的公共厨房里炸蚂蚱吃。蚂蚱下锅前要掐头、去掉翅膀和腔肠部分，但由于抓得很多，大家都迫不及待，有的蚂蚱就整个被丢到锅里去了，其中有的居然又振翅飞出来或蹬跳出来，再被孩子们捉住丢回锅里去。一群孩子在厨房里闹腾，少不了要遭到厨房里老太太们的驱逐——还记得邻居范小松姥姥的无锡话：“啊哟，吧（不）大（得）了喽！” 不过蚂蚱的胸脯和大腿肉真是特别香，至今想起来还流口水。

约1962年摄于原团中央门口小花园，左起：范小松（父亲范公俭）、丁品、范元青（父亲范迪之，母亲曹炎）

几十年后聚会，大家总还要提起团中央幼儿园。据大院一位发小的回忆文章，大意是新中国成立，团中央刚刚组建，任弼时、冯文彬、廖承志等书记处领导开会，时有孩子冒冒失失闯进去，叫着要找爸爸，弄得书记们哭笑不得。于是建立机关幼儿园被提到议事日程上。团中央幼儿园园长苏哲阿姨是一位战争时期的老革命，进城后她不贪图官位，仍然钟情于幼儿教育，把幼儿园真是办得有声有色。有两件事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1962年，记得我的老弟上团中央幼儿园不久（我当年上的是培新幼儿园），幼儿园的阿姨对我妈说：“你家老二能一连吃几个包子！好像在家饿着了似的。”老妈笑道：“那说明幼儿园食堂的包子太好吃了！”

每周末和周一早晨，有机关大轿车接送孩子。记得每次老弟下车后欢天喜地回家，身上和穿衣服都有一股香皂味，身上还挎了一个小布包，里面放着一个老师自己裁纸做的小本子，上面详细写着老弟在幼儿园的表现，优缺点，以及需要和家长交流的情况，还有老弟本周完成的图画和手工作品等。

回忆起来，我所上的培新幼儿园是北京著名的幼儿园，多著名民主人士的儿孙，还有前苏联大使馆外交官的子女，但周末回家可没有如此精彩的故事！

前排左起：丁品，朱小兵，王晓华；后排左起：于明，王晓军，刘军，贺明勇。约摄于1969年冬，黄湖二郎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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